1774年5月，他在英国匿名出版了一本剖析君主政治权力性质并猛烈抨击其危害的小册子《奴隶制的锁链》（该书直到1792年才以“Les Chaines dez，Esclavage”的书名在法国出版），对君主制政府和政府所利用的手段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使保守主义占优势的英国人在他们的国家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反抗和革命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理论。这是马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主要思想的初次阐释：无论是人民的或压迫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力都应该受到连续地监督；只有当政治权力服从于独立报刊的连续批评时，自由才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而不是幻象。

1775年，获犹贷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777年，马拉回到法国时，已是享有一定声誉的欧洲学者和著名医生。不久他就目睹了封建贵族的奢华与残暴，更增加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马拉开始研究法律，并写出了《新刑法草案》一书，博得好评。1777年，马拉在法国出版了《刑事立法计划》。这是一部在时人看来更具颠覆性的作品：它攻击社会等级制度，要求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它确认尚在使用的法律的专断性，指控财产的权利，著作在出版后立即受到查封，直到1783年这部著作才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布里索主编的《立法者的哲学丛书》中再次出版。

1783年，马拉弃医从政。

1789年2月，马拉发表《献给祖国》的小册子，阐明了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认为只有代表人民的机构，才享有制定宪法、修改宪法、监督保护宪法的权利。作为一位民主主义思想家，马拉是卢梭的信徒。他认为，人民的愚昧无知是专制制度存在的最根本条件，而法学家和宗教的欺骗和伪善，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马拉还特别指出：一旦推翻暴君，原来反对暴君的人们中，一些人想实行各等级的平等，另一些人则想保持自己的特权。马拉与那些玩弄权术的政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马拉全力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同年9月，他创办了《人民之友》报，揭露王室反对革命、里通外国的卖国行径，向专制势力和革命的敌人发起猛攻。同时，他抨击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政策，鼓动和号召人民起义，10月，马拉被投入监狱达一个月之久。

出狱后，马拉转入地下，继续同君主立宪派作斗争，再遭通缉，被迫流亡伦敦。不久，又秘密返回法国。为了及时出版《人民之友》报，他躲在地下室，夜以继日，忍饥挨饿，不停地撰写和编辑稿件。他在报上大声呼吁：穷人和富人都是是国民，为什么穷人就要被虐待?马拉喊出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心声，得到广大群众的无比信任，因此，人们称他为“人民之友”。

1790年夏，“人权之友社”成立，马拉成为主要负责人。他坚决主张维护人权，坚持一切法律须经人民批准，强调主权在民的原则，受到人民的拥护。路易十六逃跑被押回后，君主立宪派仍在为国王辩解。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坚决站在人民一边，抨击君主立宪派的叛卖行为。他在《人民之友》报上提醒道：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力量，提高你们的警惕，当新的起义爆发时，把那些不代表人民的贵族和主教赶出国民议会。马拉因此而遭到迫害，再次逃往伦敦。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后，马拉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当国民公会内部就是否审判国王路易十六出现了激烈的争议时，马拉挺身而出，在会上大声呐喊：“要挽救祖国，必须砍掉暴君的头。”并无情地揭露和反对吉伦特派的妥协政策。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但马拉却被吉伦特派视为眼中钉。

1793年4月13日，吉伦特派操纵的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将马拉提交法庭审判的法令，并开庭审判。巴黎人民闻讯后从四面八方赶来营救。于是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马拉反而成了原告。公众、法官和庭长都为他开脱，马拉被宣布无罪释放，前来营救的人民群众将他送回国民公会。此后，马拉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取得政权之后，马拉强调要建立革命专政，用暴力确立自由。

为了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马拉在报纸上再一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人民选出的代表如果滥用人民的信任，出卖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人民应该夺回他们的权力，并予以惩罚。马拉和雅各宾派的其它几位领袖一起决定举行起义。6月1日晚。马拉来到市政厅，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6月2日，巴黎人民包围了国民公会，要求交出被指名撤职的代表。马拉鼓动起义者说：“你们不要示弱，不把人交给你们，就决不离开。”最后，国民公会在大炮的威胁下通过了逮捕四名吉伦特派代表的法令。从此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雅各宾派取得斗争的胜利，法国大革命进入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

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寓所被支持吉特伦派的夏绿蒂·科黛刺杀身亡，终年50岁。

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1793年7月16日，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各地爱国志士铸造纪念章，修筑马拉墓，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国民公会作出决议，给予马拉进入巴黎先贤祠安葬的荣誉。

马拉的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他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他政治嗅觉灵敏，观点激进，见解独到，毫不妥协。从这方面来看，他不愧是一个忠实的革命家。马拉还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颇得爱戴，在政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也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是，马拉也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嫉妒又冷酷，杀死了很多政敌甚至是革命者。他还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家，在生前支持“燃素论”这个落伍的理论，后来因遭到大化学家拉瓦锡的批评而怨恨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被处决。这也是马拉生平的一大污点。

法国大革命是开始

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掀起了持续不断的争取报刊自由的运动，英国诗人弥尔顿发表于1644年主张报刊自由的辩护词，以及1776年弗吉尼亚宣告报刊自由的行动，都激励了法国报刊自由的拥者。1788年7月5目的法兰西王国行政法院决议给予了报刊一种事实上的自由。此后至1789年7月，法国社会各阶层拥护报刊自由的人士，在该决议的框架内主要通过小册子和陈情书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大多数资产者人士强烈拥护报刊自由，他们希望完全废除审查制度。1789年，争取报刊自由的潮流极其猛烈，摇摇欲坠的旧制度已无力抵挡。

法国大革命是马拉的科学研究生涯的结束和政治生涯的开始，是三级会议的召开使他相信自己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他的小册子《奉献给祖国》一出版就被当局禁止。他揭露“8月4日之夜”、废除封建制度法令的虚伪性的文章，也没有一个印刷商敢于接受，但他并没有灰心。在报刊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他试图像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一样，创办一份报纸，使民众听到他的声音。他创办了第一份报纸《爱国者报》(8月11日)，向民众介绍议会讨论宪法的情况。但该报只出版了一期即夭折。在经过多次尝试和努力之后，马拉获得了当局的同意，终于能够在9月初真正开始了他的革命新闻记者的生涯。马拉著名的报纸诞生于1789年9月12日。这是一份8开的出版物，当时叫“巴黎政论家”，从第6期(9月16日)开始才有了“人民之友”(Amidu peuple)这个传奇的名称，并用卢梭的名言“将生命献给真理”作为题词。马拉是这份报纸的唯一设计者和编辑人。

《人民之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

由于《人民之友》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锋和刻薄的语言抨击时政，很快就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但这也使马拉在1789—1792年间屡受当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断。直到1792年9月．马拉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后，报纸才得以连续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马拉遇刺前后一共出版了900多期。《人民之友》从一开始就以一份激烈论战的报纸、革命派的一个宣传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众多的职业革命家的重要代表，作为报纸的编辑人，他将报纸与自己视为同一。1789年10月16日以后，《人民之友》刊登的文章均署名为马拉——“人民之友”，这是马拉为自己的革命活动自我锻造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马拉自称职业革命家应该具有三种身份：揭发者、教师和革命积极分子；他给他的报纸也指定了三重功能：揭发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养公民和革命者、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人民之友》的内容正好符合这三个功能。马拉在《人民之友》第13期中表明了自己作为新闻记者的一个明确的目的：与国家的敌人进行战斗，我将毫不留情地攻击骗子，我揭穿虚伪，揭发叛徒，我将在公共事务中排斥那些通过假热情、软弱和愚蠢、无能服务于祖国而投机贪婪的人，祖国决不能对可疑的人有任何信任。无论我的笔多么严厉，它只令邪恶和歹徒生畏，它尊重事实的真相。在1791年写给卡米尔·德木兰的信中，马拉强调了《人民之友》、同时也是他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注定要培养公民的权利，启发他们享受权利的欲望，鼓舞他们保卫自己的权利，大胆地为权利复仇；它注定要使他们学会只服从公正和明智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和专横的法律；它注定要使军队学会识别军官们的背信弃义的意图，蔑视专横的命令，在命令他们屠杀公民的时候放下武器．对他们的威胁报以冷笑；它注定要砸碎专制主义的一切力量，直到权力建立在公正之上；把可悲的牺牲品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直到自由胜利凯旋。这就是我一直将从事的活动，我敢相信我没有浪费时间。”

《人民之友》刊载的文章通常都相当长，都是用研究的风格写成的对政治或社会的分析。在每一期《人民之友》中，马拉都插入了许多“读者的来信或通信，这些信件被研究者们视为大革命期间流传下来的最奇特的文献资料之一。这些信件在《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使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马拉的加工润色，与那些署名的信件一起和《人民之友》结合为一个整体。《人民之友》提供的新闻主要涉及到议会的审议情况和日常问题，特别是巴黎的食品供应问题。这两个内容的并列是《人民之友》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们是马拉的革命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具有教育人民和使人民提高警惕的功能。《人民之友》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报道民众生活的苦难，提出维护人民利益的各项主张，起到了“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他认为：“哪里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不能追求任何职位，不能从社会契约中获取任何利益的人的祖国他们到处被判处苦役，他们不是处于主子的枷锁之下，就是处于他们的同胞的镣铐之中；无论什么样的革命来临。奴隶身份、贫困、被压迫是他们永恒的命运。那么，他们可能对只是加强了他们的苦难。给他们戴上锁链的国家欠下什么呢?他们只欠下了仇恨和诅咒。”同时，马拉对政府抱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悲观主义的恐惧，无论是作为自由的新闻记者还是在当选为议员之后，马拉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永远也不会满意大革命已经取得的成就，几乎每一期《人民之友》都刊载了抨击时政的文章，指责法律创设的目标与法律引起的具体后果之间的差距。他反复告诫人民，议会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寡头政治的利益，证据就是下层民众悲惨的实际处境。他攻击议会宣布了辉煌的原则，却没有关心它的具体实施。从制宪议会剥夺消极公民的选举权、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拉拉扯扯，到1793年6月2日超义清洗吉伦特派之前的国民公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都曾受到他猛烈的抨击。在抨击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马拉也频繁揭发革命阵营内部的“国家的敌人”。他对议会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革命家几乎都抱有深切的不信任，怀疑他们的言行动机，一直认为“由民族挑选出来的首脑们，几乎总是只打算为民族锻造锁链”，认为“清洗议会是拯救国家的一方式”。《人民之友》曾攻击内克拉波和拉法耶特，也抨击试图停止革命步伐的人们。尤其是在1793年春季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中，马拉通过对共和国痛苦、紧张的内部形势和灾难性的外部形势的分析，指责吉经特派的发动战争却无法使战争获胜，指责它所推行的“兼并”政策，指责它听任通货膨胀，将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对反对革命无止境地激进的人们的责骂，甚至比谴责旧制度的拥护者更为尖刻。直到驱逐了吉伦特派后，马拉才真正与由山岳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联合起来。

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达的政治思想

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达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几个主要的观点：第一，建立人民之上的全权政府的必要性，是对激进的革命的最有效的支持。马拉是一个卢梭主义者，他深信集体是美德的保证；而为了人民的利益，诉诸暴力也是合理的。第二，弱势群体和它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与对立，是与他们各自的利益分歧紧密联系的；这种利害关系的冲突是不能调和不能解决的，只能通过人民对统治者的永恒不变的监督，尤其是由独立的、大众的报纸的抨击来加以限制。第三．注意到了法律的相对性。在他看来，不论法律的起源和合法性如何，在精英背叛的情况下，人民的出路只能借助于暴力，求助于起义：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这些观点是马拉思想中最强烈、最活跃的东西，它使马拉无可争辩地成为政府行为可能与它的创设原则相背离的一个永久的而且是实际的批评者。不可否认，马拉既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政治悲观主义者，因而表现得与绝大多数革命家格格不入。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压迫势力的仇视，使他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厌世的情感，并推动他在文字中发泄出对不公正社会的不可抑制的愤慨。

马拉的革命教育学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关于那些使他们受骗的人，关于他们的手段伎俩。尤其是教育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出路：人民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利拒绝骗人的法律和反抗作恶的政府机构。因此，马拉的文著中充满着暴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人民之友》中，大量保留着马拉要求用暴力清除革命的敌人的号召，包括骇人听闻的酷刑和切断肢体等手段。其中最极端的是在路易十六逃亡未遂的第二天，马拉在《人民之友》上疾呼：“是砍下部长们和他们的走狗、所有的坏官员和叛国军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镇官员、国民议会的所有叛徒的脑袋的时候了。1792年9月大屠杀后，马拉的暴力演说也一步步升级，从要求砍下40,000颗一直上升到270,000颗人头，试图以此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革命的成功。同时，马拉也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独裁者的统治视为推进革命的法宝，他经常在《人民之友》中号召建立起专政。最著名的是在第177期（1790年7月30日）、第497期（1791年6月22日）和第542期（1791年8月30E1）刊载的文章中，他连续要求建立起军事法庭，推举出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军事长官进行统治。1792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马拉即要求“任命一位明智，正直、坚定、以对自由的爱而著名的好公民帕”来建立统治，以拯救祖国。马拉的宣传和号召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种明确的表达，既适应了法国大革命一步步走向集权和激进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对这种形势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画中的女孩叫科黛。法国大革命时，医师马拉改救人为杀人，把法国国王及诸多贵族送上了断头台。科黛认为马拉必须要为数以千计的人死亡负责，于是携刀入巴黎将马拉刺杀。事后她说：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性格有些孤寂离群，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在一般女孩子满脑子罗曼蒂克梦想着白马王子的年纪，科黛同样充满着情热，唯一不同的是，她把身心都献给了她幻想中的一个特殊情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从大革命一开始，科黛就成为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但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科黛开始失望和怀疑。难道这样一个嗜血的怪兽，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吉伦特派被马拉一党驱逐出国民公会之后，一部分议员被捕，还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来到康恩，向巴黎发出了武装反抗的宣言。吉伦特派的每一次聚会科黛都不错过，她如饥似渴地聆听演说，从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国的不幸，根源就是那个疯狂的暴君马拉。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义勇军出发去剪除暴政的日子，尽管吉伦特党人极力呼吁，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集结了17名志愿兵！市民们默默地在一旁观看，一个吉伦特派议员发现科黛也在人群中，满面泪痕。这个女孩一定是为了自己的情人送别的，议员想，于是走过去轻声安慰了她几句。

除了祖国，科黛没有情人。议员根本不了解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她流泪时因为愤恨于男人们的软弱与胆怯。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最终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消灭巴黎的那头怪兽！

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

这句话让科黛直起了身子，她拔出小刀，毫不犹豫地刺进马拉的胸膛。这一刀正巧切断颈动脉，血如泉涌，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只见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马拉已经奄奄一息，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

当科黛在牢房里书写着给父亲和朋友们的遗书时，马拉的死讯传遍开来。国民公会决定给殉难的英雄举行隆重的国葬，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对葬礼的形式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让人民瞻仰保持着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姿势的马拉遗体。建议被采纳，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马拉的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在外，怎么也无法塞进去，只好割掉；巴黎正是最炎热的季节，马拉又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大卫想的办法是把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科黛之死最著名的传说，是关于行刑之后的情景。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举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打她的耳光。即使是最粗野的观众也被这个举动激怒，发出吼声。更令人惊奇的记述记述还在后头：不止一个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被打了耳光的头颅泛起红潮，显出愤怒的神色。当然，这只会是错觉，或者说是目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

恩格斯的评价：

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对马拉给予高度评价：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人民之友报》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扭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的扯下了当时的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革命叛徒的面目，还在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地革命。

政敌视马拉为怪物：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马拉和《人民之友》就受到了不同的评价。政敌视马拉为怪物、疯子；弱势群体视他为预言家、穷人的保卫者；山岳派将他视为革命的战士和殉道者，他的遗体被葬入先贤祠，这些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到的形象被后世的研究者所沿用，马拉和“人民之友”的传奇是持久的。马拉很早就被理解和介绍为一个怪物。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人民之友”就被视为一种病症、甚至是邪恶精神的结果。第一批把“人民之友”的面孔作为噩梦的创造物的人是吉伦特派。蒲佐把马拉描绘为“是大自然好像为了把人类的所有缺陷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创造物，他丑陋得如同犯罪，他可憎的身躯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汗，愚蠢凶残、胆怯而又嗜血成性。这幅画被梯也尔、泰纳等历史学家采用。但给人以最刻印象的当属维克多·迪吕伊的刻画：“最残忍狂热者是极其丑陋的马拉，他是这样推理的：共和的拯救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然而27万个教士他们的拥护者把国家推向危险。因此，应该砍27万个人头。他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祈求的，他服饰中隐藏着他厚颜无耻的思想：他脚踏木鞋、戴小红帽、身穿卡马尼奥拉服出席国民公会。在雨果的《九三年》中，也有这副怪物疯子面孔的描述。我们认为，个人的面容或外表绝不是引起人激烈攻击的真正的理由。如果说马拉确是被证长有一副不讨人喜欢的身躯、患有一种严重的皮肤疾病、长期保持着一种令人厌恶的肮脏、有些暴力的话语和动作、甚至配合一身怪诞的服装，也没有任何迹象表现出他所谓的“畸形”或精神错乱”。

凶残的刽子手：

大革命爆发之前，他提出了一些伟大的科学构想，但没有人对他的唠叨感兴趣，他梦想着地位和荣誉，结果只在一个大贵族家里谋得了一个低微的差事。大革命为他打开了前途无量的未来之门，他带着对没有认可他才能的旧制度的满腔仇恨，成了最暴虐的那伙人的首领，在公开进行了九月屠杀后，他创办了一份杂志，公然的抨击每一个人，并不断的叫嚣要求更多的死刑。

马拉言必称人民的利益，一时成了群众的偶像，但他的大多数同僚对他却极为鄙视。就算他能逃过夏洛特·科黛的匕首，也必然躲不了断头台的铡刀。我们要知道，知道临死前，他在纸上都还写这死刑者名单，而这名单只不过是夏洛特·科黛为了骗取他信任编造的谎言，他却语气肯定的说：“你放心，名单上的人都会及时的处以死刑”。这是个多么残酷的人啊！不需要调查、不需要审问、只需要根据他人的举报便轻易的剥夺他人的生命，这就是一个脱离了社会和法律约束的怪兽，是雅各宾暴政造就了他。而他的行为也明确的显示出了，在混乱的大众革命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思想混乱、对革命信条狂热崇拜的人是多么的可怕，他可以不顾及任何东西直接进行屠杀，然后还要冠以人民的民意。其实，人民这个名词，不过是他们编造的工具。他们对人民的区分一直是以是否服从他们的统治、是否支持他们的信仰来作为标致的。而反对或稍微对他们的政策提出疑问的人们，都将会被他们剔除人民的范围。他们一向以掌握真理者的地位自居，并认为向“愚昧”的人们传播他们先进的“思想”是他们天生的义务，而他们眼中的人民只有两个选择：“服从或者死”。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大恐怖时期之所以那么多无辜的老人、妇女、婴儿、无辜的人们、学者、科学家被残害的原因，而这也是人类暴力革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衍生物，是人类兽性的爆发！

在马拉的形象形成过程中，他的报《人民之友》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报刊中存在着一种孤芳自赏的傲气，一狂妄自大和偏执的叙事习惯，一种“语不惊人不休”的修辞风格。法国大革命是修辞学和雄辩术发达的时代，报刊从性质上而言都具有浓厚的论战性，文中夹杂着刺激、夸张、滑稽、粗俗语言的现象见不鲜。在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后，编辑们几无一例外，字里行间都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视为世的良方，将自己视为救世主，在以忧患主义怀疑去评判现实的同时，还以理想主义的价值念去攻击他人。政治谩骂、人身攻击、狂热煽、谣言惑众式的风格都经常见于报端。因此，报刊在传播革命原则的同时，也激发出了人们的破坏欲。

马拉在《人民之友》中的宣传以及对暴力和个人独裁的崇拜，不可避免地对不断激进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一方面，当暴力被作为一种消灭政敌的必要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革命的话语”时，它所产生的后果就必然是血淋淋的了。另一方面．即使以“人民之友”的名义，以揭露敌人为目的而倡导的语言暴力，也很难证明这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更不可简单地划人革命行动的范畴。因为它必然产生出一系列非理性的激进举动，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革命对文明的反动和对科学的敌视。

马拉以尖酸刻薄的大革命式语言，从攻击皇家科学院开始，进而攻击学者，最终达到对科学本身的攻击和谩骂。他认定所有的发明都是由未进过科学院的人搞成的，将所有为大革命作出贡献的著名学者都咒骂为“骗子”，“笨蛋”、“剽窃者”、“没有灵魂的呆子”；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木偶”、是简单的“计算器”，化学家拉瓦锡是“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的骗子”。他声称可以列举出巴黎科学院的先生们上百种不忠实的行为。例如，一笔用于弹道研究的12 000法郎的巨款被他们私分，被他们大吃大喝、上歌剧院、逛妓院挥霍一空。马拉虽然在1793年遇刺，但他的示范效应在随后的革命中达到了高潮，不仅科学院被关闭，科学家们被迫害致死，以理性自居的革命家最终还喊出了“共和国不需要学者!”的非理性口号。

1773年，《奴隶制的锁链》

1773年，《论人》

1777年，《刑事立法计划》

1789年2月，马拉发表《献给祖国》

1789年9月12日，《人民之友》报创立

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世界名画——《马拉之死》。这是一幅简洁而庄严的肖像画，再现了马拉这位法国大革命英雄人物以身殉职的壮烈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他那伟大的一生，给人以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1793年7月12日，也就是马拉被刺的前一天，大卫曾到马拉家去看望。身患严重皮肤病的马拉正坐在浴缸里办公，见到此情景，大卫深为感动。第二天，作为国民公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正在主持会议，闻讯马拉被刺，立即赶赴现场。只见马拉裸出上身躺在浴缸里，胸前有一处伤口，鲜血往下直淌，染红浴巾。裕缸旁放着一只小木桌，小木桌上有一瓶墨水和一份文件。他的右手垂在地上，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支羽毛笔。大卫迅速用笔勾画出马拉牺牲的现场素描。接着用三个月的时间，以深厚的革命情谊，创作了这幅永世不朽的名画，并亲笔写上题词：“献给人民之友——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