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所退赔款余额不足4亿法郎，根本无法弥补中法实业银行7亿多的债务窟窿，且一战后法国经济萎缩，法郎贬值。如何补足其中的差额？法国又想一招：用其国内从未流通的所谓“金法郎”来计算赔款。在当时，一海关银相当于14纸法郎，而只值4金法郎。很明显，以金法郎代替日益贬值的纸法郎，是为了索取更多的赔款。庚子赔款本来就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无理赔款，如再加上不合理的汇率，势必增加中国财政负担，中国人民当然不会接受。

1923年2月，法国鼓动《辛丑条约》八国公使向北京要求庚子赔款支付现金；拒不批准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条约》，以致中国迟迟不能征收2.5%附加税；指使总税务司在中国关税、盐税余款内，按金法郎计算，扣留法、比、意、西四国的赔款数。由于全国人民激烈反对，直到1925年，北京政府都未能与法国达成任何可行协议。

1924年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掌权，财政捉襟见肘。段祺瑞为了提取四国扣留的关盐余款、召开关税会议、增加税收，于1925年4月与法国签订《金法郎案协定》，其中规定：法国将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总税务司扣留的中国关盐余款还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赔款余额折成美金支付，并自1924年12月起至1947年，逐年垫借与中法实业银行。规定中虽然没有出现“金法郎”字眼，但折成美金支付，即是变相地用金法郎偿还。

民国13年（1924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财政紧张。段祺瑞指示财政总长李思浩、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法国公使就“金佛郎案”进行秘密谈判，以获得被扣的中国关税余款、盐税余款。（此前，法国要求自1922年起，中国在偿还庚子赔款时，改变原先按各国流通货币电汇之方法，改用金法郎计算，这将使中国蒙受极大损失，故中国未同意。法国乃串通各国列强，扣留了中国的关税余款、盐税余款，以逼迫中国政府让步）段祺瑞政府暗中答应了法国的要求，双方还进行了签字换约。协议公布之后，中国举国反对。

1924年6月17日，总检察厅指派翁敬棠调查该案。经3个多月的调查，翁敬棠在同年10月2日向总检察厅呈交了9000字的检举理由书，说明金佛郎案使中国蒙受的损失超过8000万元，认定该协议为“图利自己或他人或外国而故意议定”，李思浩、沈瑞麟已触犯刑律，要求总检察厅将二人依法治罪。同时，翁敬棠还将该检举书分寄各个报社发表，并且为避免遭受迫害而避往天津。次日，各报均采用显著标题刊登了检举书全文，中国舆论一片哗然。10月8日，翁敬棠在天津又检举前任司法总长章士钊“职掌司法行政……以促成此事”，有共犯情节，“应饬令该管检察厅并案办理，以肃法纪”。在中国舆论的压力下，已经调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与沈瑞麟同请辞职。

段祺瑞得知此事后，搜捕翁敬棠，但未拿获。1924年10月下旬，司法部令总检察厅会同京师高等检察厅侦查此案。因段祺瑞政府袒护，数月时间过去，仅李思浩提交一份辩诉书。民国15年（1926年）3月6日，京师高等检察厅下达处分书，宣布对李思浩、沈瑞麟、章士钊3人不予起诉，认为李思浩等人“于吾国有损部分，则力求缩小；于薄有利益部分，则力予扩张”。翁敬棠不同意该处分，依法申请再议，但京师高等检察厅以翁敬棠并非原告为由驳回申请，了结了此案。翁敬棠乃在报纸上发表讲话，揭露全案的内幕，指京师高等检察厅“上下其手”，对政府官员加以包庇。1926年12月底，翁敬棠还在报上揭发“金佛朗案”，指由于意大利、比利时援此案为例，导致中国损失7000万元；加上法国的部分，中国损失共达2亿元以上。

段祺瑞在台下时也曾通电反对。但此时段的临时执政府财政枯竭，张作霖、冯玉祥催索军费，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择手段，以图先渡过难关再说。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复就此事与法方再度商议。在法方压力下，中法于1925年4月20日成立协定，规定法国庚款退还时以美元汇率折合中国货币计算，而法国则以金佛郎折合为美元，中国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法国提出的以金佛郎结算的要求，并将为此损失关银6200多万两，但临时执政府也可由此换得扣在总税务司安格联手中的关余、盐余2360多万元，作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举虽为代人受过，但激起社会各界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有传闻他已受冯玉祥部下的严密监视，并将对其采取行动。李思浩预感处境危殆，遂于1925年11月再度逃入东交民巷，租得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空屋两幢暂居。1926年4月，冯玉祥的军队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备专车送至天津，从此在天津开始了他长期的寓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