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09 10:26
刘大杰（1904─1977年11月26日），湖南省岳阳县十步乡庙升塘人，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并曾兼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早年从事小说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 《魏晋思想论》 《〈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等。
1904年 ，刘大杰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个乡村。不满1岁时，刘大杰父亲去世，12岁母又死去，由外婆资助进私塾。14岁进岳阳城一家贫民工厂，学织毛巾、制阳伞。晚间到厂办夜校补习算术、国文等课。在厂积蓄35块银元，于1919年考取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该校虽不收学费，但伙食、书籍、衣服等费用尚需自理。他向学校请求半工半读，从二年级起，在该校食堂担任养猪工作。
1922年，大杰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报考数学系，结果分配在中文系。著名学者黄佩、胡小石主讲文学课程，对他产生过积极影响。尤其是主讲文学概论、小说创作的郁达夫教授，给他启迪和帮助更大。
1925 年冬，武昌师大中文系旧派反对郁达夫，郁愤而辞职。刘大杰同情郁达夫，一道离校来到上海。在郁的鼓励和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27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专攻欧洲文学。在校3年，经常写点短文寄回国内发表，以稿费维持生活。
193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回国初任职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杂志，负责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的审稿。后任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
1935 年7月，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和中文系班主任。1937年夏，刘回上海探亲，时逢抗战爆发，交通断绝。住上海8年，基本上依靠妻子教书的薪资维持最低生活。他专心写作《中国文学发展史》，全书80余万字，上卷于1941年元月出版，下卷于1943年写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校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的民主演讲运动，保护过一些爱国青年。
1949 年上海解放不久，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是年9月，暨南大学文、理、商相关院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职。此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参加过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主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1965年5月20日，刘大杰在上海复旦大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鼓励。1977年11月26日中午12时45分，刘大杰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享年73岁。
与郁达夫的交情
在高师，对刘大杰影响最深的是郁达夫。郁达夫主讲“文学概论”和“小说创作”，其中不仅有自己从事创作的切身经验，也介绍了国外新潮的文艺思想，对刘大杰很有吸引力。也正是在郁达夫的鼓励下，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是在进高师的第三年，当时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的刘大杰寄居在学校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他以逃婚为题材创作了小说《桃林寺》，经郁达夫介绍，刊登于《晨报副刊》，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
刘大杰与郁达夫的师生关系非同一般。刘大杰作品《春波楼诗词》中就有《和郁达夫过岳坟有感》:
衰草秋风宋玉悲，古来词客易伤时。
美人名马传新句，破国孤坟寄旧思。
昔日已闻文字狱，而今重见放翁诗。
南朝北地千年恨，杯酒情怀只自知。
郁达夫《过岳坟有感》为 1932 年所作，刘大杰此诗当也作于同一年。他还有一首作于1935年的《秋兴寄怀达夫先生》未及收入《春波楼诗词》:
春云秋梦已如烟，醉酒谈诗十二年。
当日谁能悲贾谊，而今我自爱张颠。
休言湖海难逃网，只恨文章不值钱。
窗外潇潇秋意冷，断肠风味写吴袋。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印尼惨遭日本宪兵杀害刘大杰是最早撰写纪念文章者之一。他在《忆郁达夫》 (刊1946年1月《文选》创刊号)中又披露了他1935年间所作的一阙寄郁达夫的《减字木兰花》:
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
病酒伤时，爱诵当年感事诗。
纷纷人世，谁识陶潜天下士。
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
为郁达夫之死悲痛不已的刘大杰在1946年又写下了一首《郁达夫死难南洋，作诗哭之》:
一哭情无尽，三秋梦不成
南天魂已断，故国恨难平。
文字倾江海，兵戎乱死生。
年年风雨冷，独自伴凄清。
此诗为刘大杰1954年春节亲笔所书自作旧诗长卷之一长卷共录《一九三五年入川》至《寄钱锤书兄一九四八》旧诗八题九首，卷末有短跋:“新春得半日闲，录旧作自遣，不执毛笔三年有半矣。”此后未见刘大杰再有咏郁达夫诗词，但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已足见郁刘情谊至深。
标点《袁中郎全集》，被人误为“乱借一气”
刘大杰头衔甚多，作家、翻译家、文史学家，他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却曾被鲁迅先生嘲笑过一回。民国时曾出版过一本《袁中郎全集》，这本书的校阅者是林语堂，标点者是刘大杰。书中有一段话是：“色借日月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据说，正确的标点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刘大杰却将标点标成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
刘大杰“乱借一气”，让中文系学生笑掉牙齿，大家都凑句子，凑成《教授杂咏》，其中有“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一句，正是“讽刺”刘大杰的“乱借”。学生笑话一通，不算什么，让鲁迅先生也冷齿与笑，笑话就笑大了。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道：“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塌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
标点乱点其实并非刘大杰“借光”袁中郎，而是另有其人“借光”刘大杰。复旦毕业的陈四益说明了其中的“内幕”：“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这位文化界名人是谁呢？“此人据说是阿英。”
刘大杰背了黑锅，却并不做声，“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陈四益说。
《中国文学发展史》，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魏晋思想论》，193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表现主义的文学》，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德国文学概论》，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德国文学史大纲》，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易卜生研究》，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托尔斯泰研究》，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支那女儿》，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盲诗人》，1929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野性的呼唤》(译)，193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迷途》(译)，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苦恋》
《舟中》
《两朋友》(译)，193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她病了》，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白蔷薇》
《昨日之花》，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渺茫的西南风》，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碧色的国》
《爱的象征》
《三儿苦学记》，1935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狂人与死女》(译)，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孩子的心》
《恋爱病患者》(译)，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春婆楼诗词》，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经济生活》
《雪莱的情诗》
《东西文学评论》(编译)，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山水小品集》(编)，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明人小品集》(编)，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高加索的囚人》 (译)，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寒鸦集》(译)，1928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刘桢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课时，他能随口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欢章： “听大杰先生讲课，同学们都形成了一个心理习惯，就是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以致他的课总是上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才不得不打住。”
《文汇报》：纵观刘大杰的一生，他的学术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他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仍为后人所铭记——他的为人为学，常为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谈起，化作一段段学术佳话在校园里流传；他的著作，被当作教材在复旦的课堂上使用，至今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