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创作。

创作历程

奥威尔从1945年开始创作《1984》，但因为疾病，小说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苏格兰Jura岛写下的。最初奥威尔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是他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出于营销需求建议他换一个书名。奥威尔没有反对这个建议，但他选择1984这个特别的年份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对于1984这个名字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将他写作这本书的那一年（1948年）的后两位数颠倒过来，成为了可以预见的未来的1984年，另一种说法是他借此暗指费边社（一个社会党组织，创立于1884年）成立一百周年。此外，还有说法称他暗指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其中一个政治势力于1984年登上权力舞台）、彻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诺丁山的拿破仑》（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亦设定在1984年）或者他的妻子奥莎丝尼诗（Eileen O'Shaughnessy）的一首诗，诗名为“本世纪的终点，1984”，甚至有说法称奥威尔原本准备的书名是1980，但是由于疾病，小说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他感到有必要将故事推入更远的未来，因此命名为1984。

《1984》于1949年6月8日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出版。虽然奥威尔从1945年即开始创作《1984》，但小说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苏格兰Jura岛写下的。这本小说有至少两位文学上的前辈。奥威尔熟悉俄国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921年的小说《我们》，他曾阅读此书的法文译本并在1946年写过评论。有报道指出奥威尔曾说他用此书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模型。批评家大多同意《我们》对《1984》产生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奥威尔亦为凯瑟琳·布德肯（Katharine Burdekin）1937年的《反乌托邦》（或称”敌托邦”）和《Swastika Night》着迷，并从中借用了描写未来世界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主题，在这样的国家中在禁书中零散的碎片以外所有“真实的”历史都已经被抹去。

注：以下人物译名均取自董乐山译本。

在这部作品中，奥维尔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

《一九八四》中，作者借小说主人公温斯顿的心理及语言描写，表达了一种对民众麻木心理的“恨铁不成钢”愤懑，仿佛大洋国的所有人只有他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所深处的社会的罪恶嘴脸，其他人却都置若罔闻，漠不关心。作者的文字间总流露着一种对极权统治，对乌托邦理想的讽刺，虽然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但其中的斗争过程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小说中一系列的精辟的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自由即奴役”、“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等等，充分表达作者内心思想的同时，也给我们敲响警钟。主人公温斯顿与裘利亚的地下爱情，虽然没能经受住严刑的拷打，但这爱情绽放的火光给予人们以人性向善的美好希望，温斯顿与裘利亚的爱情失败了，但他们毕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曾经绽放过，可以想见，未来的类似的爱情终将绽放并结出硕果。

存在是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在存在中所进行的反抗能够证实个体存在，实现个体价值。但是在奥威尔眼中，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小说主人公温斯顿是一个敢于向极权统治当局发出挑战的反抗者，他对大洋国当局的所有一切都进行了嘲讽，他试图通过了解过去、寻获爱情和参加兄弟党等行动发起反抗，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但这一切在奥威尔眼中都显得那般荒谬，他想要了解的过去早已经被统治者改得面目全非，他所寻求的爱情也在老鼠的疯咬下变得苍白无力，而他的盟友也被统治者改造成了正统民众。温斯顿的所有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对反抗行为的赞赏，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奥威尔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嘲讽，因为奥威尔清楚地知道，温斯顿越是反抗，就越接近死亡。奥威尔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尽管人们的生存环境是荒诞的，但人们却毫无办法，只能在悲观绝望的境遇中对自我存在加以冷嘲热讽，对荒诞存在加以强烈否定，而这恰是小说《一九八四》的价值核心所在。

新话

在小说中，新话是一种大洋国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专门发明的新语言，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为了能够保证新话更好地实行下去，大洋国的领袖以及他的部下们专门编写了《新话词典》，他们计划用新话替代旧语言，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大洋国民众的思想。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是传递思想的载体。如果控制了语言，就相当于控制了思想，也就维护了个人的独裁统治，保证了民众绝对忠实于独裁者。虽然新话还不能彻底地代替旧的语言，但是它已经开始实行。比如，《泰晤士报》的重要文章都必须用新话写，不允许用旧的语言。

人物形象

负面英雄，也就是所谓的反英雄，指的是那些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式人物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天差地别的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些或是精神不正常地出现幻觉，或是天真幼稚又一厢情愿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或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或是阴险狡诈无耻至极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是反英雄式人物。这些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在精神方面往往带有病态倾向，因而在闹出笑话的同时也带给人心酸。作者借这种人物形象来投射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人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

《一九八四》采取了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处理。在小说《一九八四》中，以人物形象刻画为重点的创作风格，为反乌托邦小说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陌生化”人物形象的典型树立也充分体现了小说“陌生化”特色，比如温斯顿的典型刻画就树立了经典“反英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两类，即核心人物温斯顿和其他人物。温斯顿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标志着反乌托邦小说向现实关怀和生命价值表达的转向。温斯顿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比如自我独立和意志自由，但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点，比如行动力弱，反抗力不强。此外，相关人物之间的微妙转移也集中体现了陌生化的文本特征，小说《一九八四》中其他人物的关系脉络主要分为两条，即裘莉亚、奥勃良两人同温斯顿之间的人物关系变化，这两条关系脉络共同成为文本复线，更迭出现，产生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美。

视角

小说《一九八四》所采用的叙事视角主要以全知视角为主，并集中体现于人物出场描写、人物内心描写和人物梦境描写三个方面。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叙事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但有时会借由人物视角进行叙事，以此来提高小说表现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知叙述者用人物意识来实现聚焦，而人物视角是有限的，与叙述者的全知不同，它属于限知，而这种叙事视角又被称之为“人物有限视角”。

讽刺

首先，小说《一九八四》的讽刺基本是政治性讽刺。将政治写成艺术是奥威尔最根本的文学诉求，小说《一九八四》通过预言形式再现了未来极权社会，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阴森恐怖、极度压抑的大洋国。暗示了现实社会中极权统治的存在，散发着浓厚的政治寓言气息。

尽管极权统治无处不在，但是在作者眼中，极权统治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无法深入人心，只有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在小说中，奥威尔对极权统治予以了强烈的讽刺，揭露了极权暴力的无力。大洋国统治者为了推行极权统治，全面安插了思想警察，电幕处于全天开放状态，对大洋国的党员进行监视监控。但就算在如此森严恐怖的极权统治下，温斯顿依然进行了无畏抗衡，并在日记中写下了“打倒老大哥！”的语句。最后他被抓捕，在遭受了一系列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并在心里爱上了老大哥。尽管极权统治非常恐怖，但却无法深入人心，他只能利用暴力手段操控和统治民众，非常艰难地维持当局统治。作者奥威尔通过《一九八四》，对极权统治的无力予以了淋漓尽致的讽刺，表达了浓厚的蔑视和仇恨之情。

其次，奥威尔的讽刺带有强烈的悲剧性，传统的英国讽刺文学主要以积极乐观为主，但小说《一九八四》却呈现了完全悲剧的讽刺，处处散发着压抑和恐怖的气息。温斯顿的抗争也最终在“双重思想”的洗脑下失败，最终笃信了老大哥。小说《一九八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大洋国，大洋国看似极端荒谬，恐怖异常，但深入思考和仔细观想，却又如此的真实。因为作者通过预言的方式再现了未来的一九八四，是对现实社会某些因素极度夸张后的结果。主人公温斯顿原本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看透了大洋国当局对百姓进行心理操控的丑陋嘴脸，但最终他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因为个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极权统治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到处都充斥着绝望悲观的气息。

最后，奥威尔的讽刺主要表达了对荒诞存在的强烈否定。小说《一九八四》通过预言形式再现了未来极权社会，在这个充满荒诞和恐怖的大洋国中，读者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丝丝寒意。尽管主人公温斯顿进行了抗争，但最终结果却荒诞可笑：老鼠劝说温斯顿妥协，使其从心理上屈从和笃信了老大哥。由此可见，个体存在毫无价值可言，就算温斯顿进行了不懈抗争，想要证明思想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最终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不难发现，通过《一九八四》，奥威尔透露出对现实荒诞存在的一种否定。

《1984》与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认为是硬科幻文学的代表作。

《1984》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而它对英语本身亦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书中的术语和小说作者已经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例如，“奥威尔式的”形容一个令人想到小说中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行为或组织，而“老大哥在看着你”（小说中不时见到的标语）则意指任何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

《1984》被广泛认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不仅文中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的语言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部小说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奥威尔在本文创造的一些新词，例如“犯罪思想”（thoughtcrime）、“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老大哥”（Big Brother）、“犯罪停止”（crimestop）等已收进词典。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白银时代》里成为某种象征。

《1984》曾在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并因此被许多国家（不单是有时被视为采取“极权主义”的国家）列为禁书。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此外还在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1世纪出版的畅销小说《1Q84》即向该书致敬，体现了《1984》的巨大影响力。

这部作品被译为60余种文字，并获得包括美国时代周刊“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在内的多项奖项。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